2022年5月7日上午，我终于收到这张小小的卡片。它宣告着：恭喜获得跨越围墙的权限，请按时、有序、以非机动形式前往指定的外部世界（街镇辖区的白名单场所）。
很难说，这样的通行证能给人多少自由感；可对于连续居家36天、总计居家44天的我而言，已是莫大的慰藉。
至少，我可以抱着相对轻松的心情，来回望这段特殊的日子。
物资够吗？
这似乎是所有人和我聊起现状时最关心的问题。围城中的我们也会自我调侃：生活在2022年的上海，竟然还要担心饿死。
但我知道，大多数人不至于真的弹尽粮绝。只不过，失去了对获取物资的把握，让我们很难坦言“足够”。我常常觉得自己像是丛林中的狮子，每天除了定点前往美团、盒马、叮咚等平台蹲守，还要在小区各个团购群中游猎，时刻留意最新的猎物信息，以免过了这村没这店。惯性膨胀的物质需求与并不稳定的生产供应之间的矛盾的典型体现，便是“不囤怕想吃的时候买不到，囤了又怕保鲜期内吃不完”。
……还是囤吧。
物资和冰箱，一个都不能少
大部分人关心有没有物资，然而同样窘迫的情况是，没有空间存储物资。
尤其在气温回升时。
4月10日，我欣慰地收到了小区第一次组织团购的8斤蔬菜包。就在整理蔬菜、将之一一放入冰箱时，我意识到了冷藏室温度的异常，最终确认压缩机故障。它并不是猝死的，3月底有所征兆，可那时已经处在半封控状态，维修师傅无法上门。我在电话指导下找到解决方案，但求撑过5天再找门店直购。冰箱很争气地顺利运转了10天，直到这天彻底瘫痪，我才明白之前的伪像恐怕只是弥留之际的回光返照。
借邻居冰箱转移食物，四处打听维修或购买的渠道，甚至打过12345市民热线（永远是在漫长的等候后跳转至语音留言）。最终在某个社区服务中心报修上了，也通过私人导购员抢到了库存，但师傅能不能上门，物流能不能配送，都是未知。所有人爱莫能助，一切怪罪于病毒、气温和运气。
次日中午，室外温度达到30度，我的情绪跌到谷底。不断延长的封控，让冰箱事件成为最后一根稻草，我终于憋不住眼泪，面对宕机的冰箱和发蔫的蔬菜哭出了声。那几天的主食简化为一菜一饭：中午下厨做好两餐的量，分出一半来吃，确保当晚不会有剩菜。冰箱罢工的前后一周，我滴肉未沾，以至于向来爱吃蔬菜的自己竟产生了对肉食的迫切渴望。这或许是这个理论上物质丰盈的时代里，个人最深刻的匮乏体验。
社会面亲邻
从“清零”到“亲邻”，是不分前后鼻音的南方人的杰作，也是这场防疫运动的衍生词汇中我最喜欢的一个。多元融合的城市，很难像村庄那样的熟人社会拥有天然的紧密关联，“小区”作为冰冷的功能区块单位，邻里相顾不相识早已司空见惯。对于我这样常年在外的住户，这里的意义也并不比旅馆高出多少。
然而，当整个小区被外力聚合成命运共同体的时候，一切发生了改变。短短一个月内，小区的概念变得具象：我理清了同楼道每户的家庭结构，理解了居委、业委与居民的关系，见识到物业大姐惊人的记忆数据库，更靠着核酸信息登记的岗位认熟了至少四分之一的住户。楼上楼下的阿姨、阿婆、弟弟会热情投喂红烧肉、茶叶蛋、冰淇淋，志愿者姐妹会跨越楼栋给我送蔬菜送馄饨，取快递的路上与熟人偶遇还能被塞一根油条……这是第一次，我在父母置业了将近20年的方寸之地，感受到“生活”的烟火气，“附近”的人情味。它们也逐渐构成我对这片异乡的归属感。很奇妙，也令我倍感珍惜。
厨房里的学徒
我对吃不讲究，也全然不热衷料理，浑身上下的厨艺停留在约十年前驻扎海南乡村时给人打下手的水平。但当一日三餐再也无法依靠便利实惠、选择丰富的外卖时，下厨就成了唯一的选择。任凭你爱不爱，每天总要围着灶台转三转。
于是乎，我开始全方位尝试：清炒、凉拌、红烧、咖喱、煲汤、腌菜，在兴致高昂的时候做双皮奶、西米露、香蕉鸡蛋饼，收到空气炸锅后更是进入万物皆可炸的模式——鸡翅、烤肠、花生米、炸蚕豆把下午茶时段完美填空。每天和沦陷区战友交流最多的话题，就是各家做了什么美食，企图在无望的封控中抓住唇齿间的幸福。
与此同时，日复一日准备三餐的疲惫也让我愈发感激几十年来默默承担这一义务的母亲。她对下厨的兴趣更弱于我，若不是凭着爱，又怎会毫无怨言地捣腾油盐酱醋。
祝亲爱的老丁节日快乐。
后记
尝试写得岁月静好，但事实证明，一张出入证缓解不了太多焦虑。
回老家的高速口依然对上海前来的私家车劝返，朋友的小区再次从防范区跌回封控区，上门消杀成了比感染病毒更令人畏惧的恐慌……被迫关注的微信群聊里已经充斥了负面消息，很难觉得身边的世界在变好，它更像是进入了以14天为周期的魔幻循环。与邻居、与食物之间建立的关联，只不过是这段时间唯二的小确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