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日和

田野花开

译作|《我们为什么会协作》弗兰斯·德瓦尔(Frans de Waal)

(刊于《环球科学》2014年10月号)

作者简介:弗兰斯·德瓦尔是埃默里大学灵长动物行为学C.H.坎德勒教授(C.H.Candler Professor),同时也是耶基斯国家灵长动物研究中心生命联系中心的主任。著有《我们的内在猿性》(河源出版社,2005)*1 及《倭黑猩猩与无神论者》(诺顿出版社,2013)。

提要

 

人类有着在大规模、有组织的群体中进行合作的独特能力,也具备一套基于声誉与惩罚的道德体系。然而,在对我们的灵长动物亲属进行观察时,同样能发现不少这种包括共情与利他主义在内的合作的基本形态。也正是有赖于独特的合作能力,智人得以成为地球的主要物种。

人类的数量已超过七十亿且仍在不断增长。对于“人类”如何成为主要的生命形式,众说纷纭。传统讨论的焦点对准了竞争:我们的祖先占领土地,驱除我们的同胞尼安德特人*2,狩猎大型食肉动物,将其余物种赶尽杀绝。在腥牙血爪之中,我们统治了自然。

然而这实在是一幅不太可能出现的景象。那时我们的前爪过于短小脆弱,根本不足以征服热带草原。面对成群狩猎的鬣狗、十种不同的大型猫科动物及其他危险动物,祖先们想必生活在不间断的恐惧之中。相比于使用蛮力,我们物种进化的成功更应归功于合作能力。

这一高度合作性可以上溯至一段古远的演化史。然而只有团结有序的人类会获得巨大的成就,也只有具备道德感的人类会强调责任、注重声誉、避免责罚。有时,我们还会做出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让人类纯粹追逐私利的说法不攻自破。

去年在华盛顿的一个地铁站,一位乘客的电动轮椅突然发生故障,他整个人摔倒在轨道上动弹不得。趁地铁还未进站,几位旁观者迅速跳下月台将他拖了回来。而另一次更惊险的援救事件发生在2007年纽约的一个地铁站,那时50岁的施工人员韦斯利·奥特利(Wesley Autrey)成功救了一位落下月台的男子。眼看着地铁驶入站台,情急之中奥特利立即跳入两条轨道之间,躺在那位男子之上,任五节车厢在头顶驶过。事后谈起这一英勇行为,他只有轻描淡写的一句:“我并不觉得我做了什么惊人的事情。”

毫无疑问,他的行为是极其惊人的。但究竟是什么促使他不顾生命地去帮助一位地铁月台内的乘客呢?要回答这个问题,了解我们人类以何种独特的方式进行合作,首先需要参考演化过程中我们的同类,观察它们所表现出的相似行为。其中尤以那些最接近我们的物种为参考对象:黑猩猩和倭黑猩猩。

灵长动物的合作

在埃默里大学的耶基斯国家灵长动物研究中心,经过对这些灵长动物的定期观察,我发现如此惊人的无私合作并不多见。我的工作室可以俯瞰一大片的封闭式草地,年老的佩欧妮(Peony)平时就在那儿与其他黑猩猩一块儿整日地晒太阳。只是一到关节炎发作,她便会有前进爬行障碍。然而,每当她气喘吁吁地试图爬上攀登架时,总会有一只较年轻的非亲属雌性黑猩猩移动到她身后,将双手放在佩欧妮宽大的臀部上助其一臂之力。此外,其他黑猩猩会带水给佩欧妮——毕竟步行到饮水处对她而言实在费力。一旦她朝着饮水处的方向迈开步子,其他成员便会抢先上前含一口水,再回到她的面前,口对口地将水喂给这位老婆婆。

近来已有大量研究对灵长动物的合作行为进行了仔细观察记录,并得出了三个主要结论。首先,家族纽带并不是合作的必要条件。诚然,动物的亲属成员之间彼此支持,但它们的合作并不仅限于家族范围之内。借助从采集于非洲森林的黑猩猩排泄物中提取的DNA,田野工作者能够检测出这些动物的捕猎对象和迁徙同伴。结果表明森林中大部分的亲密伙伴关系也同样建立在非亲属的个体之间:它们作为朋友彼此照料对方,提示对方警惕天敌,以及分享食物。我们已经知道,这些行为同样发生在倭黑猩猩身上。

其次,合作通常基于互惠。实验表明黑猩猩会记得所受过的恩惠。研究者在清晨对部分黑猩猩进行提前喂食,可分享的食物(如西瓜)一经发放,伴随着四起的呻吟呜咽声,拥有食物的少数幸运儿即刻被乞食者们伸手围住。研究者发现,在此情况下更早施惠的黑猩猩,之后会更容易获得同伴的分享。

第三,共情促生合作。共情是哺乳动物的特质,从低等啮齿动物到高等灵长动物无一例外。我们判断他者是无助、疼痛或是忧愁,情绪上随之共鸣,继而促使特定行为的发生。如今,科学家认为比起其余哺乳动物,灵长动物会更进一步关心其他成员是否健康快乐。有一个典型的实验可作说明。两只猴子并排坐着,其中一只被要求从两种不同颜色的筹码中挑选一种进行交换以获取奖赏。一种颜色的筹码可以让做出选择的猴子单独获得奖赏,而另一种筹码则让两只猴子同时获得奖赏。几轮下来发现,做决定的猴子更多地选择了“亲社会”(prosocial) *3的筹码。要说明的是,这种选择倾向并非是出于对另一只猴子的畏惧,因为最具威慑力的头领猴子实则是最慷慨的。

如上述实验所示,对灵长动物而言,关心他者并无损于自己。但即便需要付出可观的成本——例如失去一半本属于自己的食物——它们也仍会给予对方帮助。此外,我们也都知道,在自然环境下,黑猩猩会领养孤儿或为其他成员抵御猎豹攻击——这些都是代价极高的利他主义形式。

助他的根源

灵长动物更习惯于关心他者,很可能源于哺乳动物照料幼崽的天性。无论是老鼠或是大象,母亲都需要回应其幼崽传达饥饿、疼痛或恐惧的信号,否则幼小的生命便可能消失殆尽。这种敏感性(受神经活动和激素的支撑)促生其他交际关系,增进情感并引发情绪共鸣,最终使灵长动物在一个更广的社群内展开合作。

合作带来了实质的收益,因此也无怪乎此类行为逐渐增多。动物的互助合作广为人知,如提供食物或辅助防御。由于回报具有即时性,这一合作形式也最为普遍。不难看出,为同一个清晰的目标而工作有利于所有的参与者,例如一群鬣狗集体攻击一匹角马,或是一群鹈鹕为能同时舀起满嘴的猎物而在浅湖上围成弧形踩着水将鱼群赶往岸边。这样的合作都是基于良好的协调和可分享的回报才得以实现。

更多微妙的合作行为随之产生,譬如分享。假设一只鬣狗或一只鹈鹕要垄断所有收益,那么这一合作体系终将崩溃。可见,生存建立在彼此分享的基础之上——这也解释了为何人类和动物对于公平分配极其敏感。大量实验显示猴子、狗和一些群居性鸟类拒绝获得比任务执行伙伴更低的奖赏;黑猩猩和人类则能更进一步地调整收益分配,以不使其他伙伴失落。可以说,我们的公平感孕育于过去那段漫长的互利合作史。

人类的独特性

人类提供了强有力的例子来证明分享与生存的关联性。一望无际的海面上,印度尼西亚群岛的拉马勒拉(Lamalera)捕鲸人驶着大木船如履平地,就连徒手捕获白鲸也不在话下。出海的男人们正对白鲸排成一列;叉鱼人跳上其背,迅速刺入利器。之后是漫长的等待——直到这一庞然大物最终失血过多而亡,捕鲸才算结束。所有家族都与这一性命攸关的捕鲸活动相联系,他们的男人完全是一条船上的兄弟,他们考虑最多的就是如何分配这一巨大的食物。果不其然,通过“最后通牒博弈” *4测试,人类学家发现拉马勒拉人是最注重公平的种群。然而,一旦社会自给自足的能力变强,例如在一个从事园艺农耕的社会,每个家族更依赖于其自有的土地,此时公平的重要性就会被削弱。

在与其余灵长动物相提并论时,还有一点常被提及,即认为我们人类是唯一能够与外来者或陌生人进行合作的物种。尽管我们的合作意愿依环境而定(毕竟我们也可能会杀死那些不属于本群体的人),但考虑到自然界中的灵长动物多数极为好斗,相比之下人类社群允许外来者越界进入领属地并与之分享食物、交换货品与礼物、结群抵抗共同的敌人,这样的交往方式在灵长动物中相当罕见。

有人认为这种开放性需要特定的进化论来解释,实则不然。陌生人之间的合作更可能只是一种群体内部合作的延伸。自然界中,我们常常会观察到动物的现有能力被迁移应用于其他场景,例如灵长动物习惯双手挂住母亲(从爬树的行为演化而来)。另有一些对僧帽猴和倭黑猩猩的实验研究表明,在与不熟悉的外来者接触时它们也会互惠互助、分享食物。换言之,其他物种也具备与外来者合作的潜能,只不过自然环境下需要合作的情况极少发生。

不过在某种行为上我们很可能是真正的独一无二,即我们的合作显示出高度的有序性。我们创造出等级化合作,以实行不曾出现于自然环境中的重大复杂的项目。关于这一点,只要想想湄公河三角洲的梯田,想想应用于欧洲核子研究委员会的大型强子对撞机的技术,便也不难理解了。

大多数动物的合作以自组织的形式展开,各自结合能力优势与当下情况履行各自的任务。有时动物会分配角色,紧密合作。步调一致的虎鲸们制造波浪将一头海狮冲下浮冰,几只雄性黑猩猩仿佛事先约定似的分成两组对一群猴子前堵后追,皆是这般。尽管我们尚不清楚此类合作的共同意图与目标是如何确立并被传达的,但这样的方式的确与典型的人类行为相去甚远,并不像是领导者精心安排的结果。

此外,人类还有一些未见于其余动物的促进合作的方式。我们通过反复的互动行为建立个人声誉,即被他人视为值得信赖者或可怜虫等等;我们也在功亏一篑时受到惩罚。为避免责罚,个体会尽量远离体制中的徇私舞弊。实验表明人类宁可付出代价也要惩罚坐享其成者,因而长此以往合作变得广泛。虽然一直以来人们对于实验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真实生活存有争议,但不容否认,我们的道德体系提倡合作,我们人类对社会舆论高度敏感。面对满是双眼图片的墙,人们往往会捐出更大数额的金钱——这样的实验正说明了我们在察觉到被他人注视时会更在意自己的声誉。

或许声誉正是促使早期智人在前所未见的大规模社会中抱团生存的关键所在。在人类史前时期,大部分时间我们的祖先都如猎人般居无定所。现代族群证明了和平相处、贸易往来在不同群体的交往中完全可行,这也意味着早期智人应已具备相似的特性。

我不否认人类潜藏的暴力性,只不过更坚信是合作让我们走了这么远。基于这一演化趋势,我们的社会逐渐成为一张张错综复杂的人际网;而其中方方面面所渗透着的,正是个体之间的合作。

延伸阅读

道格拉斯 P.弗莱.人类追求和平的潜能(The Human Potential for Peace).牛津大学出版社,2005.

弗兰斯·德瓦尔.共情的时代.Harmony Books,2009.

弗兰斯·德瓦尔,玛里尼·苏查克(Malini Suchak).亲社会灵长动物:自私与无私的动机(Prosocial Primates: Selfish and Unselfish Motivations).自然科学会报,2010-9-12,365(1553):2711-2722.

本刊档案

我们为何助人(Why We Help).马丁 A.诺华克.2012年7月.
scientificamerican.com/magazine/sa

*1:译注:该著作已有台湾麦田的中译本《猿形毕露》。

*2:译注:尼安德特人(the Neandertals)是生活在旧石器时代的史前人类。

*3:译注:“亲社会”是指对忠实于社群规则道德,对所有成员/参与者有利。基于此而做出的举动通常是有利于社会、他者的积极行为。

*4:译注:“最后通牒博弈”是一种合作性的博弈。一名提议者向另一名响应者提出某种分配资源的方案,如果响应者同意这个方案,则照此进行资源分配;如果不同意,双方皆一无所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