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日和

田野花开

自译|纽约时报书评《新闻事业值得付出生命吗》

图书《Is Journalism Worth Dying For?》

书评原文:https://www.nytimes.com/2011/04/05/books/anna-politkovskayas-is-journalism-worth-dying-for-review.html?ref=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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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Anna Politkovskaya
出版社: Melville House

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娅,在2006年于莫斯科被不知名的攻击者枪击而亡。这个无所畏惧的俄罗斯记者,曾经写下了普京统治时期不为人知的黑暗面:车臣之战的野蛮性;从上至下的谋财害命与贪污腐败;独立司法制度的欠缺;在一瞬间侵蚀或是直接消灭生命的“官僚的黑魔法”。

波利特科夫斯卡娅女士——年仅48岁便逝世的她是两个孩子的母亲——曾写过很多与其一生事业宗旨相照应的句子。这些零散文字大多冷酷无情,直截了当,充斥着不被期待的真相,有如蛀虫噬过一般的阴暗。举个例子,在《新闻事业是否值得付出生命》这本集合了她为俄罗斯《新报》写的各种报道的书中,她描述了一个为了埋葬父亲而“从墙上刮其脑髓”的车臣妇女。书中常有对受审者恐怖经历的记录,对于那些弱小的心脏来说,这样的阅读太过艰难。

《新闻事业是否值得付出生命》在很多方面令人动容。它提供了这样一个视角:如果换一个时间换一个地点,波利特科夫斯卡娅是否会创出一番事业。她人性的温暖和对社会充分的理解在书中随处可见,而这种特质也将她所目击的那些恐怖事件推到了更刺眼的聚光灯下。

有一次在去往巴黎的短途中,她与一位名为罗伯特·拉封(Robert Laffont)的出版商结识。她从对方颇具美感的名字中获得了一种纳博科夫式的喜悦。她分析道:“小舌音‘r’的颤动,两次。纯净的‘la’,好似平缓的‘l’转瞬融入双唇精准形成的‘a’中,最终发出婴儿咿呀般的‘la-la-la’。”

还有一次,在考察一家阿根廷探戈公司之后,她冷静地总结了俄罗斯式的浪漫:“热情似火的俄罗斯风格是从A到B的一段旅途。我们在A点开始亲吻,在B点于床边挥手分别。”与一条最爱的狗一起生活如同“打一场爱的点滴”,尤其是那条名叫马汀的狗学会了保护她免受恶意者的伤害之后。

《新闻事业是否值得付出生命》始终贯穿着道德眼光,只有极少的明亮时刻。然而把这些片段塞进你的口袋,它们可以帮助你穿过那些更加阴郁的篇章。

波利特科夫斯卡娅在职业生涯中曾写过几本书,包括《地狱一角:受车臣之遣》(2003)、《普京的俄罗斯》(2005)、《一个俄罗斯人的日记》(这本书在其逝世后的2007年出版)。而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本书在去年也以《唯有真相》之名在英国首次出版。

比起现今美国这版的副标题(“最后的派遣”),英国版本的“派遣摘录”似乎更能精准反映这本书的内容。书中确实涵盖了波利特科夫斯卡娅最终时刻的一部分工作,包括可能导致其死亡的一些调查任务,但是更多的内容跨越了她人生最后六七年的经历。

泰特(Arch Tait)的翻译除了偶有不顺处,基本上通篇流畅。全书最大的不足之处在于缺少了一篇作者生平简介,若是添上,必可使读者更好地熟悉波利特科夫斯卡娅的生活与工作,并将这些信息带入阅读之中。但是这些都是无聊之辞,整本书已然记录了一个英雄般的新闻工作者的凄切呻吟。

《新闻事业是否值得付出生命》以尖锐的随笔开篇,这是在波利特科夫斯卡娅逝世后在其电脑里发现的文档。开头便是她为单词“koverny”下的定义,单词本义为“小丑”,她则将一代俄罗斯新闻人形容为安于赞美现状的“为了不间断娱乐公众而工作的马戏帐篷里的koverny们”。

那些不屈从的记者不仅受到流放,更多还要遭到(就如她所遭受的)“毒害、逮捕、来自邮件或整个网络的恐吓、电话死亡威胁”。她对一些人可能在其中找到的些微兴趣点不屑一顾。“可能你会觉得这是在玩间谍游戏,”她写道,“但事情根本不是那样。我恨这种生活方式。”

波利特科夫斯卡娅接受的车臣的派遣故事由这样几个单词开始:“这些是令人震惊的故事。”她将整场战役回顾为一次种族灭绝的屠杀。她记录了大量的死刑方式,包括强奸、投机买卖、活烧、压碎睾丸、电击、用门夹碎手指。当她写下某种虐待方式是“如此的残酷病态以至于我无法形容”时,你很难想象那些该是多么惊人,因为她已经毫无遮掩。

波利特科夫斯卡娅致力于发掘真相,她坚信精确的事实可以解放人性或是一个国家。在一次诱骗事件后,她担任起了一般俄罗斯检查官不会做的基层侦探工作。她寻找着那些名字和数量,撼动了权威方面的鉴定。

听听那些对简单数字的尖酸形容:“比如,他们不想知道全副武装的运兵车的编号——车内的蒙面人甚至连Umkhanov和 Isigov的通行证都没看,就将二人绑架走了。这辆车的编号是‘4025’。他们也不想知道这辆车和指挥这次绑架行动的军官的无线电传呼信号,分别是‘88’和‘12’。另一辆参与这次绑架行动的乌拉尔军车的编号是‘O1003KSh’。”除了没把作恶者掐住脖子以外,她做了她所能做的一切事情。

冷酷的嘲讽穿过这些裂缝渗透出来。她甚至为那些在车臣犯有滔天罪行的人评了一个“战争奖”。当这些揭露残酷的文件从一个俄罗斯检查官的办公室消失的时候,她的反应只是自语着“惊喜啊,惊喜啊”,然后讽刺地提到,她自己的报纸可没有弄丢备份。

她很擅长写那些看似不真实的特点。在写到一位野蛮的军官时,她如此描述:“他想必是杀过人的,但是在他的脸上我从未见过怒气。”这样的措辞令人久久不能忘怀。关于另一位腐败的领导者,她又是这样形容:“他导演着这场诱骗,在演出的最高潮,他将手臂向前笔直伸出,就像1917年站在装甲车上穿过芬兰车站广场的列宁一样。”

关于俄罗斯近代的历史,她给出了这样一种分类:“勃列日涅夫时代是白痴型的愤世嫉俗。叶利钦时代想得大,做得大。再到普京,我们就真正活在了一个怯懦的时代。”最终,在普京先生生日那天——10月7日,波利特科夫斯卡娅惨遭谋杀。